确保流程的公平性。个人自主权的有限限制可能更适用于民主国家。民主国家的社会相比威权国家更能表达集体意志,而威权国家可能会滥用这种限制。必须确保制定强制性要求的过程本身就足够民主。审议时不妨听取知情公民认为哪种政策响应是可以接受的,以及为什么。这方面可以参考美国、澳大利亚和加拿大过去20年来实行的社区陪审团制度,这种模式被用来审议其他医疗保健领域的政策,比如癌症筛查。在这类听证会上,公民组成的陪审团会听取证据,然后就这个问题展开辩论并做出裁决[14]。

  处罚措施得当。我们认为,监禁绝不是对强制疫苗接种的合理处罚。对于本可通过疫苗预防的疾病患病风险非常高的儿童(例如母亲乙肝检测呈阳性的新生儿)[15],临时隔离或采用儿童保护法可能较为恰当。诸如罚款、扣发福利金或禁止托儿或入学等惩罚措施,在实施时也应格外谨慎和注意,确保这些措施不会加剧社会或健康的不平等。

  监督疫苗安全性、对不良作用进行补偿。在极少情况下,某些疫苗接种会造成有害影响,受害人应当得到充分补偿。(例如,每注射10万剂MMR疫苗,会有2.6例罕见的出血障碍血小板减少性紫癜。[16])

  对不良作用的积极监督应与及时的赔偿方案相配合,让受害人的行政和法律负担降至最低[17]。在美国,接种疫苗后寻求赔偿的人只需证明他们(或他们的孩子)出现了与疫苗有关的不良反应。相比美国,澳大利亚则要求通过法院途径寻求赔偿,这通常是一个耗时且昂贵的过程。

  以上方案可以确保财政上的可持续性。美国的疫苗制造商在对全美销售疫苗时需要缴纳部分税款以用于此(目前的额度是每支抗原75美分)。此外还有一些适合中低收入国家的其他财政模式[18]。

  避免选择性强制。政府不应只对特定疫苗做强制接种要求。上世纪60年代,法国曾出现过一次政策变化。政策规定,使用较久的疫苗,如天花、白喉、破伤风、结核病和脊髓灰质炎疫苗,继续作为强制性疫苗;而麻疹等疾病的新疫苗却只是“推荐接种”[19]。此后多年,两类疫苗接种率之间的差异高达20%。仅作推荐的疫苗被法国父母视为不必要的疫苗。(2018年,法国将这些推荐接种的疫苗改为强制接种疫苗[20]。)实验证据表明,只强制接种一类疫苗可能会减少其他疫苗的接种概率[10]。目前,德国政府正在考虑将麻疹疫苗列为仅有的强制性接种疫苗,我们认为这一决定需要三思。

  总而言之,将疫苗接种上升为法律要求,如果落实得当,结合实际,可以成为一种强大且有效的工具。不过,值得注意的是,证明强制接种有效性的证据主要来自高收入国家。

  过于严格的规定可能会让家长想方设法避免接种疫苗,而有选择的规定可能会影响全面的接种计划。最重要的是,疫苗政策与其他有效的公共政策一样,必须以证据为基础,而不应由政治因素和意识形态所决定。